贷款换石油

这种做法固然有避免矛盾表面化和不致伤和气的好处，但却不利于法制建设，而是与自然经济、熟人社会相适应的办事习惯，在很大程度上与民主、法治的精神和要求不相容。

在他看来，骤然革除旧传经义、典章、律例、法规，必然造成权威的真空，使得人民无所适从。本宪法所规定各机关，即所以代表共和之实也。

政党多以暂时利益合，而不以政纲合，纪律松散，跨党现象盛行，甚至国会中的政党也对本党议员缺乏实质控制力。依靠日文译文阅读伯伦知理的梁启超未能交代19世纪德国政治学和公法学界的总体态势，尤其是：主权在国理论在德国到底是为解决何种问题而诞生的？ 主权在国论的前提是中世纪政治理论中对于君主与领地的严格区分，君主拥有自身的法律人格（person），高于领地。而世袭君主的地位，正如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自称的那样，是第一公仆，并充当着整个政治共同体的人格化代表。这种设想并不能覆盖伯伦知理所指出的由少数伟大人物通过直接行动聚合人群并创立国家的经验。不理解那场大失败，也就难以把握我们的当下与未来。

但因为nation在德语中的意思是缺乏政治自觉的部民，而volk也容易被错误地理解成为一堆个人的简单加总，为了避免引起理解上的混淆，他才采用了国家主权（staatssouver?nit?t）这样一个较强的表述。1848年革命之后，主权在国理论在德意志各邦蔚然成风，除了伯伦知理之外，黑格尔、哥贝尔、耶利内克等理论大家公开主张主权在国，而更多赞成国家具有有机和人格属性的理论家都倾向于接受或同情主权在国论。  四、再审康有为的主权在国论 梁启超将德语概念volk直接等同于国家（staat），目的在于强调volk是一个异于其组成部分的有机整体。

第四条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主张主权在国的政论家们固然主张加强中央权威，但主张主权在民的最大反对党国民党在中央地方关系上也采取了单一制的立场，反对联邦制。由于国民党是国会中的多数党，主张议会独大对国民党是非常有利的。17世纪英国和19世纪德国能在政治改革中保留君主制，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境内外的共和革命使得掌权的政治精英们相当恐慌，不愿意在激进的共和革命中丧失掉既得利益。

他将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解成为一个私法上的契约，个人想立就立，想散就散，因此指责卢梭不区分社会与国家，将一个变动不居的私人的集合当成了国民（volk）。议会可制定法律和定财政预算，有基本的实权，但对总统行政的制约能力较弱。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以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民众，传至今天，能够避免像埃及、巴比伦、亚述、希腊、印度等诸文明的历史命运，仰仗的正是孔教大义的结合作用。一些研究民国宪政史的作者曾在历史梳理中介绍过这一理论，但对之仍缺乏专题性研究。然而，在1912－1913年中华民国制宪大讨论中，曾经有理论家提出过主权在国的理论，并据之起草了民国宪法建议稿。在特殊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一个业已形成的volk通过获得土地而成为staat的情况，如摩西领导的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过程中即形成了volk，因为在摩西的领导下，他们获得了创建国家生活的强烈冲动，而且其严密的组织形式也为建国作好了准备。

共和国之主权，当然属于国民全体。梁启超的理解大致与伯伦知理的意思吻合。康有为期待中央层面的国会能对民国的团结起到积极作用。1915年袁世凯称帝，更是将梁启超这样的同情与合作者都变成了自己的敌人。

对每一个既存的宪法，我们又可以进一步提出施米特式的实质问题：谁来决定例外状态？如果主权所在的现存的国是个雅典式的民主国，主权在国这个主张实质上指向主权在民。如果说主权在国在德国主要解决君主与人民的兼容性问题，在君主已经倒台的1913年，康有为又有何必要诉诸这一理论来建构政治秩序？主权在国论在康有为宪法草案中的现实指向，只有通过当时政治斗争的情境才能得以理解。

此等冲突，即由人民本体而发生者也。如果国内外政治形势保持平稳，这种延迟决断的状态是可能持续的。

单从主权的归属在于国家现存及其所制定之宪法这一表述来看，主权在国并不必然是威权主义的。1913年时有效的葡萄牙宪法是1911年葡萄牙共和国宪法。1913年，袁世凯镇压了南方的二次革命，从组织人事上控制了南方多数省份。而1913年国民党的追求是将总统彻底变成一个虚衔，将实权归于由议会多数党产生的内阁。而讨论的结果是，到了1913年，多数论者接受了主权与统治权同一论。

葡萄牙语Na??o对应的就是西班牙语中的Nación和法文中的nation。在黑格尔的政治理论中，那个高于市民社会的国家的具体承担者是君主与无私的公务员阶层。

相反，作为总统，袁世凯则希望扩大行政权，因此要求国民党主导的制宪会议能在宪法中写入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以及自主任命国务员的权力。对国魂的这一界定，表明了他的如下国家观：（1）国家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共同体。

国民党的主张表述较为简略，在此我们可以参考国民党议员与制宪干将王宠惠在其《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中对于同一问题的表述。而在伯伦知理/梁启超看来，卢梭通过社会契约形成主权者的设想根本不具有现实性。

《临时约法》的批评者认为主权与统治权本为一物，第二条与第四条有相互矛盾之嫌。为了在国竞中取胜，就有必要对内竞采取一定的节制措施。现在让我们回到康有为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的表述：中国民权已极张，而邻于列强，当以国权为重，故宜主权在国。而国家是否公有，又有一个形式的衡量标准，即是否开议院。

）换而言之，在他看来，主权在民只不过是国民代国家行使主权的结果，可以说是主权在国的一种派生形式。而要走这条道路，就不能讲主权在民。

但梁启超的无国家亦无国民在表述上有不准确之处，因为在伯伦知理这里，国家除了人的要素之外，还有土地的要素。不管如何，主权在国最迫切的原因是邻于列强——正是民族国家激烈竞争的现实要求中国尽快完成国内整合，以像德国那样在外竞中取胜。

如果中国国内国际环境稳定，假以时日，中国的政党与议会制度也许不无逐渐发展成熟的机会。梁启超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各种社会力量无法靠自身力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因此应当接受一个居于社会之上、作为协调和裁判权威的国家。

要进一步理解梁启超对人民主权的担忧，就不能不探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同时穿插的另一德国公法学家波伦哈克（Conrad Bornhak）的国家观。然而，另一方面，统治者或领导者独有的主权这一学说也显然站不住脚了。双方主张针锋相对，出现了某种胶着状态。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的建议，与主权在国论下的强行政主张也具有内在的关联。

但在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现代共和主义传统中，对nation的理解并不存在国与民的对立。梁启超这样概括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有国民即有国家，无国家亦无国民，二者实同物而异名耳。

而内部结合之强固，优胜之一要具也，其外界之竞争愈益烈，则其希望此优胜要具者愈益殷，而专焉者得此要具也较易，不专焉者得此要具也较难，夫是以趋专若鹜也。（试译：第四条主权从本质上归属于国民全体，委托给本宪法建立的机关来行使。

《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的政制方案与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的主张从精神上是一致的。他与立法机关合作进行统治，发挥出自身强大的行政力，无需像共和国的行政首脑那样时时受其他机关掣肘和连任压力的困扰。